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及其交通通讯手段的现代化，产生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任何国家和地区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毛泽东也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P161)
因此，8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具有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长征从直接发生原因来看，是中国最黑暗和最落后的旧社会势力强加给中国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及其红军的一场灭顶之灾。加之党内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习惯势力，使得中国革命的命运陷入水深火热。然而，中国革命却奇迹般经历了这一危难，实现了凤凰涅槃，迎来了最有希望的未来。这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1](P150)长征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这一现实中产生了。如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新、最壮观的传奇和史诗。
最早向世界客观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是斯诺夫妇的《红星照耀中国》和《红色中国内幕》。斯诺曾高度评价长征：“不管人们对红军和红军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Hannibal）越过阿尔卑斯山简直是假日旅行而已。”[2](P104-10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有一天会有人把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2](P106)
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举行的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大会上，各个国家都表达对美国长期阻挠和排斥中国的霸权行为的反感，认识到没有新中国的参加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联合国。在这些发言中，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的讲话就提到了“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他在对新旧中国做了生动比较之后说：“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溶合起来。”[3](P44)马里代表团副团长布巴卡·坎特在讲话中也提到长征，他说：“正是由于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共同努力，才终于导致了国际大家庭今天正在祝贺的行动，因此，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前往联合国的长征，把它比作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进行的长征。”[3](P82)显然，长征成为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一种财富、一种精神。世界上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几乎没有谁不知道、不佩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举行的伟大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的长征大体上可以说具有四个方面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的长征，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开创和倡导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传统，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正确运用马列主义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领导这份革命事业的时候不但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忠诚和献身精神，还表现了一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这反映在他的实践中就是尊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表现形式要符合中国的具体特点和具体需求。他坚持和贯彻了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却不主张学苏俄的样子攻打和占领中心大城市的做法，而是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根据地和一系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是证明。规模庞大的红军实现长征，本身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体现。长征本身就是利用中国幅员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具体情况，与反动派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周旋。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早有表现。早在1930年5月他写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里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P111)“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P115)毛泽东的思想路线虽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被证明是正确的，1931年共产国际还批准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社会和实践的复杂性尤其是党内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却使其多灾多难。在李立三和后来的王明路线影响下，毛泽东不断遭到“撤职”、排斥、“离开红军”，甚至迫使他“到莫斯科去治病”，还发生了1933年反对所谓“邓毛谢古”反党集团的斗争，无情地打击支持毛泽东正确领导的干部，以消除毛泽东在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这个矛盾在红军长征开始后达到了更加尖锐的程度。特别是突破湘江战役，成为革命事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与桂林山水仅仅相隔四十公里的灵渠，是秦始皇时代开凿的、贯通湘江和漓江的水利工程。今日当人们乘舟游渠观景，听古筝奏响，品春茶香浓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曾意识到所在的兴安县，正是当年红军喋血的灾难之地。当地的突破湘江战役纪念馆清楚地告诉人们：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灌阳间的湘江上游地带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党内的机会主义领导和共产国际派驻的代表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惨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领导。这样机会主义混不下去了，错误的领导顶不住了，全军上下沸腾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势在必行。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给了历史一个公道，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总结了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同。大会根据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并印发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无论最近几十年中历史虚无主义如何利用所谓“口述史”、回忆录、细节真相等手段否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领导地位，他们都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起主导作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得救了，命运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决策在长征期间得到了全党和共产国际的认同。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6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与朱德等发布抗日宣言。7月25日—8月20日期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执委会总书记，选举毛泽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4](P449-463)11月3日，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政治局，就决定暂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名义行使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权力，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4](P483)红军一到达陕北，新的局面就开始了。
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的最终地位的确立是长征期间，是遵义会议及其之后。这是长征为中国和世界做出的一大杰出贡献。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升，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骄傲，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和有识之士，成为他们信任和尊重的导师、朋友和领袖。毛泽东接待和交谈的世界友好人士，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也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凡是与之交谈的人，都终生受益，同时也使世界各国人民受益。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有8个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指名歌颂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光辉业绩。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希德·德里斯在讲话中说：“你们是作为毛主席的伙伴和后代而来到这里的，这是自由和解放战争的结果。你们来到这里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请你们遵照毛主席如此珍视的思想考虑你们今天所处的形势，考虑你们的历史作用，考虑全人类寄予你们的希望；本着一致和协调的精神实现正义与和平。”[3](P120)
二、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的长征，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军队，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民具有极大的鼓舞和榜样价值
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军队，他们有共产主义理想，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与受苦大众和平民百姓关系密切。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农民起义军不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雇佣军也不同，与封建军阀掌握的军队更是不同。这样的军队历史上只有在苏联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第一次诞生。
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而创建的。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并为之写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反映了党积累的与军队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做斗争的丰富经验，使红军彻底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在全体红军中得到贯彻实行，使得整个红军突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决议案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5](P79)在党的组织方面，决议案规定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5](P88)这就建立了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规矩。会议决议案规定的入党的五个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5](P90)在党内教育的材料中包括了对于党内的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材料，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材料等。[5](P94-95)同时还规定了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材料：三条纪律；群众工作；苏俄红军；红军白军比较；共产党国民党比较；革命故事；社会进化故事；革命歌等。[5](P103)通过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和训练，红军战士和党员就建立起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支军队的共产主义的军魂就牢固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实际上，投入长征的红军就是这样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满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必然压倒一切敌人而绝对不会被敌人所压倒。
有了这种无产阶级军队的特殊素质，才能历经两万五千里的艰难困苦而势不可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是这个队伍的骨气。具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势，就是这个队伍的血性。对群众秋毫无犯，就是这个队伍的纪律和作风。这一切都来自红军战士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红军进入草地进行艰难跋涉的时候，就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鼓起红军指战员的勇气。肖华撰写的“长征组歌”中《过雪山草地》，其中有：“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6](P450-451)“革命理想高于天”回答了红军神奇动力的来源。
长征的胜利使红军以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追求的形象闻名于世。此后，长征精神成为红军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下，不断出现了持久抗日精神、解放全中国的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的底气就起源于长征精神。
党95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坚定信念。邓小平在改革的年代也强调：“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7](P144)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抓军队建设的工作中突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古田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就是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不忘初心，重新塑造红军本色的壮举。
三、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的长征，向全世界宣示了在革命中正确解决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战略和策略，这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开始的时候，主要的斗争的对象是蒋介石反动派，直接解决的问题是突破蒋介石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实力。但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改变斗争战略和策略，把民族矛盾提到第一位的高度，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对蒋介石也逐步地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最终争取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早有明确的表达。随着日本入侵东北和上海，中央苏维埃政府就在1932年4月对日宣战。接着，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又宣布愿意在停止内战、停止进攻红军的前提下与白军合作抗日。[2](P72)
在长征期间，把抗日摆在首位的战略就更加明确了。1935年6月29日，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听取秦邦宪关于华北事变、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4](P460)这在行动上实际上走在了共产国际的前面，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人民反帝阵线”的重要决定是在7月25日以后做出的。红军的长征，有了新的动力和理念，那就是：北上抗日，民族大义。与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不抵抗主义相比较，这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抗日的新的信心和希望。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地把握国内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处理战略和策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5年11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4](P487)
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方针。这个转变，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1](P152)“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1](P155)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后来于1939年与斯诺谈话时说得更加清晰：“中国革命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必须实现，而且要彻底实现。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是在一个阶段以后，它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2](P143)“在革命的现阶段，首要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可能暂时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务之后。”[2](P146)
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继续按照长征期间形成的战略和政策，于1936年8月25日致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国民党员，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向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战，中共中央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样彻底改变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初步实现了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为这次民族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长征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民族矛盾当前的情况下也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中国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作为维护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力量，中国赢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信任。当中国获得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胜利时，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团发言说：“它确实是和平、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力量对强权政治、剥削、威胁和歧视的力量取得的压倒一切的空前的胜利，是世界上一切劳动人民的胜利，因而是全人类的胜利。……我们确信，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强大声音将卫护巴勒斯坦、非洲、亚洲以及整个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正义事业。”[3](P107-108)几内亚的代表也在祝贺中国代表的同时，表达了“彻底结束世界上的重新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彻底结束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非、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殖民者对某些非洲领土的非法的和非人道的占领的决心与愿望”[3](P89-09)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穆拉耶·哈桑的发言更加具有概括性：“今天中国可以在各个方面提供成功的典范，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人民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中国人民的领导人的无穷智慧的人们来说，是不会感到吃惊的。”[3](P56)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为解决世界发展进步的事业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等，其基础就是长征的胜利及其开始的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
当年鲁迅欣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他和茅盾给党中央拍发了一份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这张电报的发报稿长期陈列在鲁迅博物馆，体现着当时全国左翼知识分子对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期望。看来鲁迅还是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预见性的。
四、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的长征，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工农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要革命的力量敢于斗争、百折不挠，具有必胜的信念，就能够在实践中最终战胜反动派，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连在一起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为红军设立的四道封锁线，可谓严密，但是没有成功，被红军逐一冲破；反动势力不遗余力地围追堵截，气势汹汹，但是无济于事，被红军摆脱；反动势力声言要把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是这种狂言很快化为梦呓；雪山草地，反动势力想都不敢想会有人通过，然而红军就奇迹般地越过了这些天险和泥潭；腊子口号称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被红军悄然拿下，到达了会师的地点。斯诺在访问毛主席之后，是这样描写长征中红军战士的斗争和牺牲精神的：“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敢和怯懦，狂欢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青年人不承认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包括在一部当代无与伦比的长征历史中。”[2](P81-82)
这种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忘我精神，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曾做过朴实的表述：“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8](P400)在长征期间，毛泽东对红军的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是这样浪漫表述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沁园春·雪》）后来，毛泽东又是这样表述红军精神的：“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9](P1036)
红军战士为什么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原因是共产党人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解决得好。这正如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9](P1005)更加重要的是红军战士从科学的世界观出发，有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不信革命不能胜利。这是因为红军战士、革命者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定律。第一个定律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10](P1486)第二个定律是世界上革命人民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10](P1487)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红军长征胜利必然性的精神根源。
记得在145年前，在法国巴黎发生了第一次由工人阶级起义、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而组成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巴黎公社”。虽然这场革命斗争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预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虽然巴黎公社的领导者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但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措施是正确的，“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11](P599)
如果80年前胜利进行的长征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他肯定会以更加饱满的激情赞扬说：这是我党同志在世界历史上创造的伟大的传奇式的史诗。这些中国人，真不愧为是世界上最少改良主义、最少保守思想、最能战斗的队伍，他们表现的斗争的灵活性、历史的主动性以及自我牺牲精神，都刷新了世界历史的记录！
不断深入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就能够不断深入理解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能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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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刘书林）
